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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感情用事”:历史云谲波诡的奥秘

8-15 18:48:03 

 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,历史只能“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”进行创造,而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的。在“理论家”看来,这就是“必然”,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。这当然没有错。但是,人们“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”进行历史的时候,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,一种选择,有时有同一方向的多种可能和选择,有时还可能有相反方向的多种选择;在进行选择的时候,人们要进行多方论证,选择最佳方案;而最佳方案也可能是多个而不是一个。这个时候拍板定夺的人是关键。理智的、负责任的决策者,决不会轻易下拍。但是,历史关头的决策者,决不是个个理智、冷静、敢于负责任的,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,不理智、不冷静、不负责任、刚愎自用、老子天下第一、感情用事的不是一两个,而是很不少。在他们的决策下,中国历史的发展云谲波诡,变化莫测。秦始皇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;这一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;这无疑是“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”的伟大“创造”。这是秦始皇理智、冷静的选择,是符合历史发展“规律”的。然而,到二世时,秦王朝垮台了。这是秦始皇、秦二世“感情用事”的结果:为了巩固自己“创造”的成果,他们销毁民间兵器,焚书坑儒,严刑苛法,租税繁重,实行专制统治,老百姓不堪其苦,揭竿而起,推翻了秦王朝。汉武帝,独尊儒术,罢黜百家,“理论家”们自然认为是“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的条件下”的伟大“创造”,但是,其间的“感情用事”的成分也许更多些;正因为如此,于右任老先生才有这样的评价:“绝大经纶绝大才,罪功不在悔轮台。百家罢黜无奇士,永为神州种祸胎。”(《汉武帝陵》)王安石所变之法,在与宋神宗两年多的研究、讨论中,他认为是很完善的;公正地说,这次变法是一大“创造”,有一定的科学性,理论上是可行的。但是,变法失败了,王安石遭到两次罢相,抑郁而病而死。变法失败的因为很多,但宋神宗、王安石的“感情用事”是不可小视的因素:神宗急功近利,急于求成;安石固执己见,一意孤行。明崇祯企图挽救明王朝的灭亡,作了不少有所作为的事情;但是,他刚愎自用,“感情用事”地中了后金(清)的反间计,以为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,残酷地将袁凌迟处死,加速了明的灭亡。晚年的乾隆,好大喜功,大把花钱,营造盛世,几乎把国库洗空;搞文字狱简直达到疯狂地步,连神经有问题的人也不放过;这时的乾隆有什么理智?完全的“感情用事”。帝王如此,达官们如何?大权在握,一言九鼎,说话算数,脑袋一热,点头拍板,就百分之百“理智”?平民百姓,在层层高压下讨生活,能不“情绪化”?几乎人人都可能“感情用事”,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偶然事件,个体人也一辈子有被命运捉弄的感觉,历史能不“云谲波诡”得让历史学家捉摸不住吗?

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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